雪域精神的追寻者——张葆冬画评
画家张葆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接受了他的学院专业教育。我这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不仅对于绘画界，而且在整个中国，这都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性的时期。正如诗人唐欣在《从文化到文本》一书的《自序》中所指出的那样，“热情的、狂飙突进的、加速度的80年代”“我们置身于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他同时写道：“80年代对我而言，不仅代表着青春，也意味着一种凯歌行进的文化想象，意味着伟大的抱负、激情和灵感”。但在比诗人年长十岁的画家那里，这种“凯歌行进的文化想象”、这种“伟大的抱负、激情和灵感”必须用更加现实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之成为时间的、艺术的绝对秩序的一部分。事实上，十几年来，张葆冬在全部的作品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缅怀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精神：即在表述面向无限未来的勇气、信心和复杂情怀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尊重艺术法则、复兴艺术传统、重建艺术秩序——荒谬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它们没有例外地被击得粉碎。
特别的方式是指张葆冬的出身、阅历和景仰，决定了他无法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先锋“艺术家”——这些人和他们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瓦解艺术创新和艺术传统之间必然的血肉联系，用明显炫示的、有时甚至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技巧，用毫无根据的、极端和带着仇恨的反叛来掩盖他们对艺术本质及其规律的无知——他注定要做一个“卫道者”，用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水墨功夫来捍卫传统国画最后到达的精微、纯净、空灵和典雅风范。在盲目提倡任意艺术、反艺术、自我破坏艺术的后现代主义风格风靡的年月里，张葆冬坚持的意义最终要由时间来衡量，而培根已经说过：“真理是时间的儿女”。
张葆冬四个系列的人物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装人物画和藏区风俗人物画。在1998年画的《仕女之一》、《仕女之二》、《夜行图》等作品中，画家借重国画的传统技法，讲究情调和神韵。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用今人，而是尽量用古人的眼光去凝视和处理古代仕女那种感伤得有些颓废却不乏诗情画意的生活。有意拉开的时空距离和欣赏经验上的陌生，产生了一种意在画外的审美效果。但从画家的作品目录和注重程度来看，这类作品还只是一种技巧上的探索，题材方面的补充，或者说是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为培养灵感所作的“严肃的”笔墨游戏。
藏区风俗人物画则是画家苦心孤诣经营的题材。伟大的藏族人民在雪山神湖的怀抱中安睡，在无边的草原上纵马驰骋；阳光给了他们黧黑的肤色，雪水洗亮了他们的眼睛，高原的烈风雕琢了他们的身姿；骏马给他们带来了爱情和向往；质朴的生活召唤他们回归博大精深的宗教。这个民族孔武俊美的人体特征、凝重含蓄的精神世界、明朗清澈的生活图景以及至今存留完好的古老习俗和神话谱系，作为举世无双的题材资源，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十多年前，张葆冬第一次到甘南藏区写生时就被强烈地震撼。从此开始了他异常艰难、也是不断探索、不断上升的绘画历程。这个历程严格训练了一位严肃的画家在真正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之先所需要的全部敏感、直觉和思想深度。这个历程也可以如此概括：张葆冬通过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和笔墨写意的结合，努力勾勒高原民族生活图景中流动的精神之河并试图艺术地从世俗、宗教和文明三个层面实现对藏民族的深刻理解。
和一般的风情画家相同的是，张葆冬也是从渲染草原的辽阔壮美、描述诗意盎然的游牧生活开始关注藏区题材的。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的组画《甘南行》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他画了那里低垂的彤云、丰美的水草，他还画了遥远的地平线上初升的月轮、藏女梦中的骏马和骑手，他理所当然地画了藏族人民永远在路上的生活和他们热烈的爱情。这时期的作品构思巧，用笔考究，晕染并重，讲究意境，追求柔而且美的整体效果，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但一位真正的画家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苛刻的，没有止境的。张葆冬同样也不会陶醉于已被人们承认和称道的那些作品。他认识到任何一帧风俗画的立意不能仅仅停留在人物、风景的表象勾勒和渲染上，作为严肃的创作，技巧、灵感和劳作共同作用下，艺术最后的指归必然是命运和灵魂，不触及命运和灵魂的艺术不能称之为伟大，只是当代的有闲阶级无聊得可怕的生活中权且一时的消遣品。是的，对置身界外的人来说，广大的草场、雪白的帐房、古旧的寺院、常转的经轮、日行千里的骏马、历尽沧桑的骑手、因原始而显得质朴的生活是很独特，是很新奇，甚至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艺术家不能置身界外，他要设身处地，他要求源源不断地情感资源作为思考、创造的动力。在这种认识下，画家发现，在处理有关藏族的题材时，仅将笔墨用于田园牧歌式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注意力随着经筒的旋转最终要突入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藏族人民生活在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在信息和媒体的时代，作为一个敏感、智慧的民族，它必然感受到来自外界后工业化时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冲击。在东南西北风的劲吹中，它有可能对自己已有的生存方式做出最深刻全面的检视和反省。张葆冬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希望通过风餐露宿、辗转不定的生活和强烈的宗教情绪来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梦想。正像张艺谋在谈“奥申片”时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建筑、成就、历史、文化都不如“人”重要。我们要向世界介绍普通而生动、有鲜活感的“人”。”同样，在画家的笔下，草原的风物逐渐淡化，而人物——不仅是欢乐的人，单纯的人，符号化的人；更多的是沉重的人，思索的人，怀疑和迷惘的人、坚定不移的人——开始独领风骚。也是在这里，张葆冬毅然决然和当初的追求，也是一般化的追求分道扬镳。他站在文化的高度再次审视他挚爱着的高原民族，他的笔墨不再仅仅用于描述和表现，仅仅满足于艺术语言的能指，而且扩展到塑造和表达——塑造荒野之下的形象并诉求他们深沉的思索，画家一直投向邈远的目光已然被收回，变成近距离的省视。包括《佛心》《脊梁》《雪魂》等在内的1998年晚些时候的作品以特写的人物群像为主，草原成为一道模糊的背景，充盈画面的只有人，精灵一般的人。在这些作品面前，我们强烈地感受是：无论服饰、肤色和生活习俗怎样的不同，但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意义上，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相同的、不容许被误读、误解甚至被侮慢。这些作品也标明了画家艺术技巧上新的追求：均衡的布局、向度分明的层次，浑健坚实的用笔、简洁有力的线条、沉稳的设色、注重风骨的皴擦以及被强调的面部处理使得整个作品在获致浮雕般凝重端严的同时豪气逼人，这几乎达到了刚而且美的审美境界。但是，艺术上的成功远不能概括画家精神上的收获。现在张葆冬终于开辟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他有可能达到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的灵魂深处，那里广大、神秘、宁静、闪着灿烂的光芒。
中国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考验，题材、技巧、图式、材料、风格以及艺术观念等都要回答新的质询。一方面，生活与传统国画母题极为遥远的当代人很难再次沉湎于中国画描绘的江山美人、风花雪月的境界，另一方面，画家内部不成比例的分化使这一考验愈加严峻——正像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艺术一天天地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匍伏在外部的真实面前”。而人们都知道，在今天，“外部的真实”是一种怎样的真实！作为画家，艺术的出路必然成为他思虑的核心。张葆冬思虑最多的是：怎样画才是最好的继承？从两个阶段的探索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努力运用传统的艺术手段表达当代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人性的多元格局和最终抉择。他近期的作品中，颂歌式的古老情调正在淡化，而对藏族人民的精神状态，对他们的坚韧、忧患、愤怒和思考的叙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到位。这种明智而积极的努力同时回报了他在艺术形式上的保守：他的传统笔墨获得了新的表现力，至少也如巴塞利茨所说：“主题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控制画面的方法”
作者：马丁